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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本报记者（注：中国教育报记者）就儿童文学如何取得市场效益和自身品质的双赢、如何使作品的幽默获得梦幻隽永的气质、如何在成长小说中恰当地实现文学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等读者关注的话题对曹文轩进行了访谈。
面对商业经济大潮，儿童文学作家需要调整，需要智慧地对抗。要用自己的作品向庸俗肤浅说“不”。
记者：您曾在去年的《南方文坛》上说：“儿童文学这一过去被看作净土的园地同样被卷入到商业化这个浪潮之中，并且它使许多人切身感受到，儿童文学恰恰是创造商机的非常理想的物质和精神形态。”请您谈谈儿童文学究竟如何面对商业化大潮？
曹文轩：之所以转向，是形势所迫。当那些所谓幽默的、轻松的作品以“孩子喜欢”的名义，成为儿童文学的“霸王”时，稍微有一点儿文学经验和审美水平的人都知道，这些作品究竟是什么品质的作品。可是，在今天这个唯利是图的商业化社会中，我们又能有什么办法？除了不可理解、叹息、恼火，甚至愤怒而外，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办法。
老实说，这是一个很不理性也很不公道的时代，用美国人布鲁姆的话讲，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一些作家的作品明明是上乘的，可是就是在市场上默默无闻。我曾经在谈到一个作家时说，他的作品不走好，天理不容。可是情况就是这样——一些好作品死活走不好，而那些无趣无聊轻薄平庸的作品却铺天盖地。而最糟糕的是，这些作品的流行还为这些作者和处在利益关系中的批评家们提供了依据，说他们的作品之所以受欢迎，正是因为这些作品是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品。出版了这些作品的出版社，也完全不顾事实地将种种赞美的词用在了这些作家的身上。我曾听到一个作家说，这样的吹捧，也太漠视人的鉴赏力和判断力了。可是，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这样的局面。
我在想，我们还能做什么。不是想我自己，谁都知道，我自己算是很幸运很幸运了。我想中国的儿童文学总不能这样下去。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知此知彼。这些作品正是利用了所谓的幽默、所谓的游戏精神，正是利用了孩子的种种人性的弱点，加上各种各样的宣传和各种各样的推广手段，才得以蔓延的。我们需要调整，需要智慧地对抗。当然，前提是绝不丢失自己的品质，自己的准则，自己一贯的美学主张。
目前的独生子女成长环境中缺失的东西很多，尤其是苦难的缺失，注定生命缺钙，家长应更好地给予成长中的孩子真正的人文关怀。
记者：您曾说过，儿童文学是要讲禁忌的，许多所谓的“阴暗面”的东西不宜在儿童文学中展示。请您具体解释一下儿童文学需要什么样的尺度？
曹文轩：成人文学都不是无所顾忌的，更何况儿童文学？不是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写进小说的。有些人的看法很奇怪，他们以为既然是发生过的，就应当可以写进小说；不然，就是隐瞒和蒙蔽。要知道，人类的进步就是知道了什么事情是可以公开的，什么事情只能是在隐秘处进行的，是不能公开的。是不是人类的一切行为——既然是做过的，就可以统统显示在阳光下、大庭广众面前呢？大概不行吧？
我们混淆了太多的概念。有了成长文学这一命名之后，过去的儿童文学不能涉及的一些问题，一些行为，一些场面，现在可以涉及了。也就是说，成长文学所涉及的面要比从前的儿童文学所涉及的面宽阔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成长文学就是毫无顾忌的。它依然存在着选择的问题。
记者：在当今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很多家长疏忽的正是对自己孩子心灵和性情细微有效的关注。您认为现在的家长如何更好地给予成长中的孩子真正的人文关怀？
曹文轩：我并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普世的培养孩子的方式。因为每个孩子的天性都不太一样。我一直在反对那些看似民主、自由、十分现代的人动不动在各种场合毫无前提地讲什么孩子的人权、孩子比成年人伟大、孩子的个性要得到张扬等。好像他们代表了文明，代表了先进。我一直在提醒：当我们在将这一切看得无比重要时，切不可忘记另一个同样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是教育者，而他们是被教育者。这是天经地义的关系，是不可颠倒的关系，是教育伦理。我没有什么育儿经验，唯一能说的，就是任何时候都要对孩子说“与人为善”，自己也要这样做给孩子看。
记者：和皮卡比起来，生活在中 国主要大城市中的儿童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您认为这些独生子女欠缺的是什么？
曹文轩：独生子女缺少的东西太多了。首先，缺少了太多的感情维度。兄弟、姐妹、兄妹、姐弟……几代独生之后，舅舅、姨妈、表哥、表姐、堂兄、堂弟这些亲属自然没有了，而所有这些关系，都是在丰富一个人的感情世界的，而这种丰富与他的人生质量密切相关。以后的儿童文学，一定会失掉许多感人的故事——兄弟之间的、姐妹之间的、兄妹之间的、姐弟之间的……那些故事曾经支撑了上千年的儿童文学。
还有，就是苦难的缺失。这种成长，注定了生命的缺钙。至于说到乡村的意义，我是从乡村来到城市的，因此对乡村的意义有着深刻的体会。我会尽量安排孩子去乡村生活一些时日。往小里说，至少他的作文比只在城里生活的小孩写得好看一些吧！
幽默不在油腔滑调之中，而在实实在在的故事中，幽默能抵达智慧的境界，在最高境界上，它是与悲剧相通的。
记者：与您以往的作品相比，《我的儿子皮卡》具有很明显的幽默特质，皮卡的一举一动都让读者觉得很好笑。看来您很在意给作品注入幽默因素。请问您是怎样理解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幽默呢？
曹文轩：所谓的幽默，现在已经成了财富的来源。一些人很知道小孩的需要，小孩要什么他们就给什么，以快乐的名义，以与令人痛苦的教育制度对抗、竭力挽救孩童的名义，当下的儿童文学在疯狂地炮制着“幽默”。幽默几乎成了儿童文学的唯一因素，成了儿童文学的代名词。
于是到处是嬉笑声，大人说话不正经，孩子说话也不正经。中国已经少有正经的场合，本该正经的也一定要搞得不正经。正经就是虚伪，玩笑就是一切。油嘴滑舌、油腔滑调已成风尚，这就是幽默吗？幽默就是笑吗？笑就无质量高下之区别吗？见过街头的傻子吗？傻子最爱冲你笑了。可那就是幽默吗？
关于幽默和幽默的意义，柏格森、昆德拉、巴赫金、卡尔维诺等都已说得很多了，用不着我再来作理论上的阐释。我要补充的是，幽默是一个处在智慧范畴的概念。真正的幽默是一种智慧，幽默主要不是表现在语言游戏上，更不是在一种特定的语境中的语言游戏。我们有些作品别说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即使在同一文化背景下的台湾，那些所谓的幽默也就完全失效了。因为，那种特殊的语境，在那里没有，人家不知道你那句话有什么好笑的。
幽默，应当是在意思上，在实实在在的故事里，这样的幽默，不会随着语境的改变而消失，不会因为变成另一种语言就不再幽默。《吹牛大王历险记》无论翻译成何种语言都一样的幽默。幽默的最高境界，是与悲剧通连的。我更喜欢这样的幽默，有内容的幽默，有无穷意味的幽默。
《我的儿子皮卡》是关于成长的故事，皮卡后面还有无数的故事，甚至有大喜大悲、荡气回肠、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
记者：《我的儿子皮卡》这部书被定义为“曹文轩第一部少年成长小说”。听说皮卡是以您的儿子为原型塑造出来的，您对这套书的整体定位是什么？
曹文轩：是的，有我孩子的影子。这样写，我心里比较踏实。老大与老二的故事有时是互换的，也就是说，老大的一些故事安在了老二的头上，老二的一些故事安在了老大的头上，他们是我研究的个案。
我仔细地观察和审视着他们的成长，我发现，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我编织故事的，一个又一个绝妙的故事。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转化为我写作的材料，我发现，他们的身体一边在成长，他们的思想也一边在成长。长思想，这十分的奇妙，但有时让你感到十分的恼火。
可以说《我的儿子皮卡》是关于成长的故事，但不是我的第一部成长小说。以前写的小说，也有不少是与成长有关的。我打算写到皮卡结束6年的小学生活为止，空间很广阔，有城市，有乡村，还有日本东京生活。我说不清，为什么会有这个奇怪的名字，就是喜欢这个名字。
关于这套书，我并没有太过明确的定位。我还是喜欢写小孩子、小小孩子、大孩子、大大孩子，甚至是大人也喜欢看的书。我不太琢磨我的书究竟适合那个年龄段的孩子。据我所知，不少大人也看了这几本装帧设计很儿童化作品。
记者：在这书中，我们没有看到您以前作品中一贯秉承的古典理想和浪漫情怀，也少有铺张绚美的景物描写和无处不在的悲悯凝重，请问，在皮卡这个人物身上，有着您怎样的艺术追求？
曹文轩：皮卡就是这样的孩子，我的笔杆得紧跟皮卡的成长。后面还有无数的故事，甚至有大喜大悲、荡气回肠、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事实就是这样，他将在今后面临残酷的事实我不想回避。他的成长，就是他的成长，与别的孩子既一样又很不一样的成长。
与我过去的作品相比，我要让它看上去少一些艺术性。当然，这只是表面的样子，实际上，我是一如既往地讲艺术性的。让我不讲艺术，比让我下地狱还难，我喜欢将我的每一部小说作为一件件艺术品来经营。好看的故事，好看的文字，有精神，有微妙，有韵味。这一回，朴素可能占了一点上风。文字尽量简练，故事要想拧螺丝一样拧紧。故事之间，可以是有联系的，也可以各自独立，就像生活本身的样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