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不肯敷衍此生的人，越珍视时间，越易感觉到时间的压力。

——夏立君

在近期以《时间的压力》获得鲁迅文学奖之前，夏立君这个名字，对大多数读者来说，或许是陌生的。他曾任中学语文教师十余年，后供职媒体。在少年时代就怀揣文学梦的夏立君一直坚持着业余创作，19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小说《天堂里的牛栏》《草民康熙》等。五十岁，他开始潜心读写，细致描摹藏匿于历史缝隙中的瞬间，所写系列历史散文《时间的压力》在《钟山》杂志陆续推出，并获钟山文学奖、林语堂散文奖等。

《时间的压力》解读了从先秦伟大诗人屈原至明末少年英雄夏完淳九位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夏立君笔下古人无不形神毕肖。他的判断是理性与情感的深度交织——怜悯李斯，崇敬司马迁、屈原，喜欢曹操、陶渊明、李白，警惕商鞅、韩非。历史在颤抖，时间在呼吸，人性在挣扎。”《钟山》杂志主编贾梦玮在序言中写道。

为什么叫“时间的压力”呢，夏立君说：“消逝的时光形成历史，现实又可视为历史的延伸与成长。时间的压力也就是生存或存在压力。每个人只能生活在时间或时空的一个节点上。越是不肯敷衍此生的人，越珍视时间，越易感觉到时间的压力。古今同理同情。”

 

彭程

作家，评论家，光明日报社高级编辑。出版散文集《急管繁弦》《在母语的屋檐下》等多部。曾任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文心雕龙杯”全国校园文学艺术大赛评委。

 

夏立君

作家，高级编辑，山东沂南人，现居日照。出版《心中的风景》《时间之箭》等文集，发表《草民康熙》等小说。散文集《时间的压力》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彭程：夏兄好，祝贺获鲁奖。你在作品中把“时间”突出出来，不难理解。你把时间当作一个恢宏又细微的尺度了。个体的人只能生活在时空的一个节点上。你提出的“时间单元”概念，给人印象深刻。古今实际同处一个“时间单元”。它的核心是人性的共通，是时间长河中不曾变易的人性根基，让人想到“太阳底下无新事”。这一点使得与历史人物的对话成为可能。 

夏立君：彭先生好。同为副刊人，很荣幸能有此交流。从时间的连绵不断来讲，古人、今人不过是处在时间那端与这端的人。“时间的压力”也就是生存或存在压力。“时间单元”可大可小。越是不肯敷衍此生的人，越珍视时间，越易感到时间的压力。古今同理同情。我确信，起码在人类能用文字记录历史后的这数千年内，人性并无实质性变化。更不用说更小时间单元内了。这的确是与古人对话可能得以实现的前提。

我生于沂蒙山区一个闭塞村庄，村里识字的人很少，家里也闻不到什么书香，我却自读初中时即立志当作家。我的文学追求，一开始就与历史阅读兴趣相关。一些很简单的历史读物，就会引起我儿童少年式的苍茫感，这或许就是创作《时间的压力》的远因。创作一定程度上就是拜访童年，让童年成长。“童年时间”是缓慢的，后来的时间越来越快了。

彭程：你的写作提供了鲜活的在场感，从“历时性”中辨认出并强调了“共时性”。这一点不但对写作者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对读者也是至为重要的。你的在场感的实现，首先是真诚地打开了自己，深入历史时空里的场景与人性，不是简单地到达某个遗迹，发一通感慨或戏说。对“人性”的探测通约了整部作品。可以说，经由一条熟悉的人性通道，借助“同情的理解”，而得以进入了幽暗陌生的历史深处，进入不同历史人物沟壑万千、大相迥异的内心世界，直面他们的困境和挣扎。当然，前提是作者的这种剖析解读必须是真诚的郑重的准确的，且是具有洞察力的。令人欣慰的是，你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点。

夏立君：追求在场感，必须先打开自己，也只能以人性为“通约”。打开自己，郑重地对待古文本、对待古人，以自己的情怀呼应古人情怀。若对古人都不能真诚，对活人的真诚恐怕更是个问题。没有一朵鲜花需要镀金，没有一位古人需要后人的虚情假意。有些人是连鬼连神都想哄骗一下的。

“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关系，我这样理解：作者是否有能力将“个性”或曰“个体性”，表达为“公共性”，即解读古人能否引起今日读者共鸣。这是文章能不能站住的根本问题。出发点若不是关怀眼下这个世界，何必叨扰那些长眠者的安宁呢。

彭程：这本书你写得很苦，花的是笨功夫，感受与思考都是萌发生成于文本与史实探究之上。这就避免了此类作品中容易出现的空疏浮泛。这种对历史真相的呈现，辅以文学化表达的羽翼，自然便能够高翔远举。可以说，你这作品实现了史、诗、思的三位一体。譬如写陶渊明，将他比况为一棵独立于天地之间、吐纳宇宙风云的树，缓慢、静穆而自然，指出他给中国文化的库存中增加了一个“田园魂”，将人类比喻为“怀乡团”，因为“故乡、田园的深层意蕴正是自然、自由这一人类根性”。这样的修辞与思考方式，显然有助于让主题表达臻于深化和生动，有利于实现说服力与感染力。当然，要到达所向往的境界，必然要经历艰辛乃至惶惑。

夏立君：写此系列之初，好多文友都表示疑惑。他们都是好意，我不辩解。虽已坚持写作几十年，却感到有好多东西处在模糊隔膜状态，需要一个成系列的深入读写来打通。我觉得，完成一个古人系列是比较靠谱的途径。历史散文领域，确实早已名家云集。但我有我的自信。若只能成为滥竽充数者，我会十分瞧不上自己。退一步说，若写不出属于我的东西，权当逼自己读书了。

 

选择了近二十位自先秦至明清的代表性人物，原计划三个月左右读写一人，可是实际每一人皆耗时半年甚至更久，时间少了就是不行。交此书稿时，连计划的一半都未完成。一旦动笔，一两万字的文章很快就能完成，而研读打通，产生冲动，则需要漫长时间。陷入较深惶惑时，我这样对待：一是放弃，研读甚久却不写的人物有好多位；二是扩大阅读思考范围。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及论文《人，诗意地栖居》对我解读陶渊明等古人，福柯《不正常的人》对我解读李斯、商鞅等古人，阿德勒、费洛姆等人的心理学著作对解读李白等古人，都有大帮助。没有西方现代哲学、心理学的映照，我所追求的解读境界难以实现。我们的传统确实未产生“我们的”现代哲学、心理学及其他现代文化，只好用“拿来主义”。

《时间的压力》节选

人皆为一定时空环境里的人。大诗人必定与其生存时空形成深度复杂关联，并且其文化遗泽会突破生存时空的限制，延伸至后来的漫长时空。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他们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时空。考虑到人性人格表达强度、审美成就及历史影响，特以屈原、曹操、陶渊明、李白四大诗人为例，试说“诗人的时空”。在迥然不同的生存时空里，他们的文化创造能力皆发挥至极致，他们亦皆化为言说不尽的文化“幽灵”。既言幽灵，即意味着他们肉身已灭却精神长存。他们永远保持到达现实时空的能力，能随时随地参与后世的文化创造。 

大约没有哪位诗人，产生过比屈原更为深重的委屈感。屈原的时空，苍茫无际又高度紧张。屈原生当思想文化气氛相当自由开阔的先秦，“邦无定土，士无定主”，在个人出处上，士人有相当自由的选择权，可是屈原一定要在楚国受委屈，委屈至死。《离骚》《怀沙》等屈赋楚辞，似能将我们带离那片时空，进入一个芳菲迷离、匪夷所思的世界。而这一切竟是因为他承受着超常现实重压——君昏国危，楚国赤子一再被疏被逐。

越是绝望，越是把唯一希望投向君王。屈原忠君若用情。屈赋中的屈原反复开始他的上天入地“求女”征程，却无不以失败告终。屈子持续地既把自己、亦把君王想象成“美人”。面向君王的这一“婢妾心态”，有深刻的政治及心理原因。只要存在绝对权力，臣民对君王生婢妾心态就毫不奇怪。亦可以说，婢妾心态是屈原赤子人格的极端表达。若能朝秦暮楚，人间必无此屈原。这是解读屈赋瑰丽非凡的美学特征，理解屈原异乎寻常感情与人格的基础。屈原带着南方文化的深邃热烈，猛然楔入中原文明腹地。他以生命向故国山河献祭。屈原完全无力左右其生存时空，却创造了第一个足够雄伟的文学时空，奇迹般地开启了独立诗人先河，并抬升了中国文学的高度。

与屈原的无力绝望不同，曹操曾长期处在能左右天下的状态。身处汉末大乱世的曹操，涉过无数激流险滩的曹操，其生存时空里的凶险复杂堪称登峰造极。曹操体现出诡谲、瑰异、苍茫、雄浑等多色谱气象，不难理解。大政治家军事家人格，辅之以大诗人人格，这才是曹操。与政治军事的运筹所需才能相比，那点诗才似乎微不足道。但这诗才却证明，与异常险恶的现实疆场对应，曹操有一个苍茫广阔的精神疆场。杀人不眨眼的枭雄曹操，深情柔软的诗人曹操，都是曹操。不论曹操曾操纵过多少阴谋，其灵魂的诗情画意却无法忽视。

曹操及建安文人面对的是一个血腥荒原。曹操就是建安风骨里那根最硬、最有味道的骨头。正是异常复杂的生存时空，塑造了曹操张力非凡的人格与审美格局。那里有志在千里的慷慨，又有乐极生悲的虚无。曹操丰富又雄伟，他的存在一直是醒目的。魏晋至北宋，人们基本能客观评价曹操。南宋及以下，则越来越难以正视曹操了。对迅速衰弱僵化下来的皇权来说，悄悄篡位的曹操比公然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实在可怕可恶多了。明清时代，曹操被描绘成绝对诡诈阴险冷酷无情的小丑。国势越衰弱，对奴性渴望越重，越热衷于塑造奴性模范与打造道德小丑。曹操这条正宗中华汉子、伟大诗人，其创造的精神时空堪称别具一格。

《时间的压力》夏立君/著

译林出版社2017年12月版

 

彭程：作品为证，有理由认为，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风貌。从作品中，既能感受到你的澎湃激情，亦能感受到你的理性力量。你似乎喜欢那么一种“单人独骑”境界。生活上、美学追求上，或许都有这种倾向吧？    

一个人的本质，要向他倾情投注的对象中找寻。写作可能是最应具备这一性质的劳作。历史浩瀚而渊深，这些人物所承担的文化和人性的信息丰富而复杂，对他们的长久瞩目，势必会深刻地影响到你的胸襟情怀、价值关切，影响到你的文学观念、表达方式，以及更广阔意义上的美学取向。我时时能感受到文中的苍茫、雄浑乃至粗粝，又有细腻、婉转底子。有时，可以速读，而更多时候，一不留神，就感到错过了什么，需回一下头。你用文字走很远的路。你喜欢曹操，应当就是喜欢他的苍茫。

夏立君：不好说他人如何，我的审美追求是比较模糊的。标举追求什么未必能表达出什么。作品的审美风貌一定是作者个性与文化素养的综合呈现。写作的确是必须亮出个体本质的劳作。写作而想隐瞒个体本质，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说假话显然不是创作。

我大约的确比较向往苍茫的审美境界。三十多岁时，我在新疆喀什工作生活过三年。我常放弃乘飞机往返山东的待遇，一个人不断换乘各种车辆，一次次游荡于古老的丝绸之路。一个人，望向遥远雄伟的雪峰，一个人，行走在见不到人影的沙漠戈壁。我就是愿意一个人上路。稍一热闹，往往就什么也没了。曹操的诗文，就是一人独对苍茫宇宙。曹操有千军万马，但精神上绝对是单人独骑。大作品必具大时空，必苍茫。《史记》《红楼梦》如此，《登幽州台歌》《兰亭集序》等亦如此。后者是篇制小却苍茫无限的大诗文。“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这是把过去、现在、未来看作一个“时间单元”了，这里包含着极苍茫又极细腻的情怀及人性洞察。常常是越苍茫越细腻。

彭程：不难觉察你对鲁迅的热爱。《时间的压力》中对历史和传统的拷问和反省，闪现着鲁迅作品的某种色调。鲁迅作为一名“暗夜里的思想者”（阎晶明语），毕生在彷徨中呐喊。不难看明白你在历史人物解说中的现实寄托。

你说要将古人系列先停下来。如果说在历史题材写作中，寄托点什么相对比较容易表达，那么在下一步可能进行的现代或现实题材写作中，如仍然延续这种关切的话，会以一种什么样的面向、方式和姿态呈现呢？依托历史的言说，与对现实的直接书写，这中间似不会有鸿沟。但毕竟不一样。

夏立君：前段时间刚读了阎晶明先生的《鲁迅还在》，同时重温了《呐喊》《彷徨》。不管人们怎么对待鲁迅，鲁迅已融入中国现代传统是事实。鲁迅有激烈批判传统的一面，亦有活在传统中的一面。鲁迅抄古碑、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整理嵇康集等，下功夫很深。鲁迅这代学人的命运与担当都是非凡的——背负沉重的传统，遭遇西方文化的强刺激，得以暴发出耀眼的光彩。如果我的作品是因多少具备点鲁迅精神而获奖，那我就太荣幸太欣慰了。我将理解传统养育出的杰出古人，当作对抚养自己传统的一种回报。回报不是膜拜。反省、警鉴是中国古史传统。对待历史，反省不能缺位。个体如处于完全无反省状态，这人迟早必入困顿之境。放大了看，亦是如此。我想，一位中国作家，当他要写点什么的时候，若能读一读鲁迅，或至少想一想鲁迅，起码能免于过分媚俗与浅薄吧。

古人系列读写计划虽未完成，但费时已超过了我的规划。必须停下来。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确不会有鸿沟。没有历史参与的现实是不存在的。若有较强大的文学表达能力，自然是能体现包容性的。世上有生机的事物，既能生存于沃野，也有能力夹缝中求生存。文学有尊严有硬度，亦有它的柔韧性。策略上的调整是必要的。十多年前了，有一年时间在一个镇里挂职，较清闲，就写了六七个小说，大都发了，《小说选刊》还转载了一个。回味一下，感觉写小说易愉快。小说能让作者在作品里隐藏或部分隐藏，散文创作则只能把自己交出。当然，这不能排除高明的作者能在散文里隐藏自己。

彭程：折桂鲁奖，你说感到意外。你自称“创作成就不高”，若用数量来衡量的确如此。但能够凭借有限的作品而获奖，也反而更能够映照出作品质地的扎实优良。荣誉也会成为一种压力吧？各种活动、笔会、出书的邀约估计会联翩而至。另外，获奖会不会影响今后你的创作方向？

夏立君：能感受到时让你时间碎片化的因素比从前更多了。不过不要紧。如从前就喜热闹，不会有《时间的压力》。完成了《时间的压力》，抗热闹能力应更强。再说，一介书生，亦不会有多少热闹。获奖的热闹，一阵就过去了。

我的创作方向应当不会因获奖而有明显改变，但对写作心态会有影响。有些作家对题材有较强的稳定性执着性，有些作家则有较大跳跃性。我应当属于前者。即使我“跳跃”到小说写作中，恐怕也脱不了散文写作中形成的方向与氛围。今后的时间里，会另有一种特别的“压力”。应当写出更好的作品，对得住鲁迅精神，对得住这个奖，也对得住自己为文学所经受的磨难。    

我迟至50岁始能进入专业创作。幻想中的黄金创作期只能确定在50岁至65岁左右。对这块时间怎样分配使用，我不能掉以轻心。太阳底下无新事。这是旧话。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亦是旧话。

来源：《文学报》（2018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