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青出于蓝胜于蓝，新生力量的成长离不开为师者的教导扶持。又到一年教师节，回忆师恩、祝福师长是文学作品中常写常新的主题。围绕日常学习生活捕捉作文的素材，看似简单的事情在实际写作的过程中可能又无从下笔。今天小编就带领大家看一下文学大家是怎样写自己的老师的。
■鲁迅《藤野先生》（节选）
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迭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汪曾祺《金岳霖先生》（节选）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眼睛好一些了，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季羡林《真话能走多远》（节选）
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我曾到城里一个大庙里去买过此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海因里希·吕德斯，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然而，茫茫士林，难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学人的所谓"学者"，骄纵跋扈，不禁令人浩叹矣。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到德国，读了吕德斯教授的书，并且受到了他的嫡传弟子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教导和薰陶，可谓三生有幸，可惜自己的学殖瘠薄，又限于天赋，虽还不能论无所收获，然而犹如细流比沧海，空怀仰止之心，徒增效颦之恨。这只怪我自己，怪不得别人。
总之，我在清华四年，读完了西洋文学系所有的必修课程，得到了个学士头衔。现在回想起来，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从这些课程中收获不大。欧洲著名的作家，什么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莫里哀、但丁等等的著作都读过，连现在忽然时髦起来的《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等等也都读过。然而大都是浮光掠影，并不深入。给我留下深远影响的课反而是一门旁听课和一门选修课。前者就是在上面谈到的寅恪师的"佛经翻译文学"；后者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也就是美学。关于后者，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谈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在清华时，除了上课以外，同陈师的接触并不太多。我没到他家去过一次。有时候，在校内林荫道上，在熙往攘来的学生之流中，会见到陈师去上课。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王蒙《华老师，你在哪里》（节选）
华老师对学生非常严格，尤其是对一些“坏学生”特别严厉，我们都认为这个老师很厉害，怕她。但她教课、改作业实在是认真极了，所以包括被处罚得哭了个死去活来的同学，也一致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谁说小孩子不会判断呢？
小学二年级，平生第一次作造句，第一题是“因为”。我造了一个大长句，其中有些字不会写，是用注音符号拼的。那句子是：
“下学以后，看到妹妹正在浇花呢，我很高兴，因为她从小就不懒惰。”
华老师在全班念了我这个句子，从此，我受到了华老师的“激赏”。
但是，有一次我出了个“难题”，实在有负华教师的希望。华老师规定，“写字”课必须携带毛笔、墨盒和红模字纸，但经常有同学忘带致使“写字”课无法进行，华老师火了，宣布说再有人不带上述文具来上“写字”课，便到教室外面站壁角去。
偏偏刚宣布完我就犯了规，等想起这一节是“写字”课时，课前预备铃已经打了，回家再去取已经不可能。 我心乱跳，面如土色。华老师来到讲台上，先问：“都带了笔墨纸了吗？”我和一个瘦小的贫苦的女生低着头站了起来。华老师皱着眉看着我们，她问：“你们说怎么办？”
我流出了眼泪。最可怕的是我姐姐也在这个学校，如果我在教室外面站了壁角，这种奇耻大辱就会被她报告给父母……天啊，我完了。 全班都沉默了，大家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那个瘦小的女同学说话了：“我出去站着吧，王蒙就甭去了，他是好学生，从来没犯过规。”听了这个话我真是绝处逢生，我喊道：“同意！”华老师看了我一眼，摇摇头，叹了口气，厉声说了句：“坐下！”
事后她把我找到她的宿舍，问道：“当***（那个女生的名字）说她出去罚站而你不用去的时候，你说什么来着？”
我脸一下子就红了，我无地自容。 这是我第一次最深刻的品德教育。我现在写到这儿的时候，心仍然怦怦然，不受教育，一个人会成为什么样呢？
■贾平凹《念蒙万夫老师》（节选）
他最不喜欢刻板的生活，常要做些很憨的动作和说许多趣话惹得大家捧腹大笑，如果不了解他的学问，谁也看不出他是教授。他对自己从来不讲究，但却极认真地办理别人托他的事。我几次在学校碰见一些请教学问的和办什么私事的人，在一旁的人就说：“你去找蒙老师！”蒙老师在中文系是最忙的人。
毕业之后，我练习创作，他已经是知名的文艺批评家。作协陕西分会在太白开会，会上大家对我的创作说了许多鼓励的话。那一个晚上，他却叫我一块儿去散步，严肃地指出我创作中的许多不足，要我冷静头脑，扎实创作。我们在一条窄窄的街道上走过去又走过来，一直到深夜。那一夜他的胃不好，不停地打嗝儿。
他喜欢喝酒，甚至有些贪，为了他的身体，师母曾严厉限制过他，我们在一起，也劝他少喝。一次他到我家，我拿了酒敬他，炒几盘小菜，因为他喜欢吃辣，我的小女儿也喜欢吃辣，两个人很快吃完了那盘辣豆腐，他说：“这孩子有个性，和我这个客人抢吃哩！”因为高兴，他喝得多了点，我和他到学校，偏巧遇到师母，问他是不是喝酒了？他当时很尴尬。师母说：“你老师有胃病，以后不要让他喝酒。”从此和他在一起很少再敬他酒，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个朋友在酒桌上还提到他，说今后一定要多劝他少喝。
一个月前，我有事去找他，我们就蹲在校外的马路边上说话。他气色很不好。我说：“你近来身体不好吗？”他说：“是不好。”我说：“你要多保重才是。”他说：“我有个预感，可能随时就不行了。”我听了吃了一惊，劝他别这么思想，不要太劳累。他又谈了许多他主管的作家班的一些事，还谈了他的小女儿，……甚至谈到家里的那只猫。
现在蒙老师离我们而去了，我们做学生的一见面就提到他，眼里充满泪水，尘世真是好人难留。
■莫言《我的老师》（节选）
我上学时还穿着开裆裤。喜欢哭，下了课就想往家里跑。班里的学生年龄差距很大，最小的如我，最大的已经生了漆黑的小胡子，给我留下了印象的第一个老师是一个个子很高的女老师，人长得很清爽，经常穿一身洗得发了白的蓝衣服，身上散发着一股特别好闻的肥皂味儿。她的名字叫孟宪慧或是孟贤惠。我之所以记住了她是因为一件很不光彩的事。
那是这样一件事：全学校的师生都集中在操场上听校长做一个漫长的政治报告，我就站在校长的面前，仰起头来才能看到他的脸。那天我肚子不好，内急，想去厕所又不敢，将身体扭来扭去，实在急了，就说：校长我要去厕所……但他根本就不理我，就像没听到我说话一样。后来我实在不行了，就一边大哭着，一边往厕所跑去。一边哭一边跑还一边喊叫：我拉到裤子里了……我自然不知道我的行为带来的后果，后来别人告诉我说学生和老师都笑弯了腰，连校长这个铁面人都笑了。我只知道孟老师到厕所里找到我，将一大摞写满拼音字母的图片塞进我的裤裆里，然后就让我回了家。
十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她与我妻子是一个村子里的人。我妻子说她应该叫孟老师姑姑，我问我妻子说你那个姑姑说过我什么坏话没有，我妻子说俺姑夸你呐！我问夸我什么，我妻子严肃地说：俺姑说你不但聪明伶俐，而且还特别讲究卫生。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二个老师也是个女的。她的个子很矮，姓于名锡惠，讲起话来有点外地口音。她把我从一年级教到三年级--我自己也闹不清楚上了几次一年级--从拼音字母教起，一直教到看图识字。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还经常回忆起她拖着长调教我拼音的样子。今天我能用微机写作而不必去学什么王笔字型，全靠着于老师教我那点基本功。于老师的丈夫是个国民党的航空人员，听起来好像洪水猛兽，其实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他教过我的哥哥，我们都叫他李老师，村子里的人也都尊敬他。文化大革命期间，兴起来往墙上刷红漆写语录，学校里那些造了反的老师，拿着尺子排笔，又是打格子，又是放大样，半天写不上一个字，后来把李老师拉出来，让他写，他拿起笔来就写，一个个端正的楷体大字跃然墙上，连那些革命的人也不得不佩服。于老师的小儿子跟我差不多大，放了学我就跑到他们家去玩，我对他们家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情。后来我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就再也不好意思到他们家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