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用文心雕龙作为书名，是把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高度统一而言的，“文心”属于运思谋篇，“雕龙”属于雕琢文辞，突出概括了作者的文学观点。 
　　对于文学创作的源泉，刘勰在《明诗》中有说道：“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说诗歌创作的产生，是由于作者主观情绪受到客观事物的刺激而发生感应，内心感与应互动，应自然要变为吟咏。由此可见，文学创作的来源是客观事物。刘勰还在《物色》中进一步说：“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都是在反复强调“感物吟志”。正因刘勰认识到文学的变化是由于社会情况的影响，文体的兴衰和时代息息相关，才得出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一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著名结论。故而他在《议对》中要求作家：“郊祀必洞于礼、戎事必练于兵、田谷先晓于农、断讼务精于律”，把熟悉生活作为舞笔弄文的先决条件。 
　　对于文学创作的准备，刘勰在《知音》中说：“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只有广泛阅读各种文学作品，才能正确观察、分析、评价一个作品，对于有志于创作的人，“博观”就更显其重要了。作者须“触物园览”来引发实感真情，“达于政事”以了解和熟悉所写题材，“博见”文学经典以厚实创作功底，而后才会拥有丰富内容，能够“为情而造文”。 
　　在《通变》中，刘勰说得更直接：“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然后拓衢路，置关键，长辔远驭，从容按节，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采如宛虹之奋鬟，光若长离之振翼，乃颖脱之文矣”。即先要广泛浏览和仔细阅读古今作品，掌握住文章写作的纲领，从中摄取合乎需要的东西；然后开拓文章的思路，设置文章的重点，使文章的发展像乘马远行，放长辔头，从容不迫，有节奏的前进。应依据表现情志的需要去继承古人的成就，根据自己的气质特点来施展革新，辞采如长虹拱起彩色的脊背，光辉如朱鸟鼓动美丽的翅膀，那就是卓越不凡的文章了。 
　　对于作品的自然真实，刘勰在《原道》中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在《隐秀》中又说：“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润色取美，譬缯帛之染朱绿”。指出反映现实的作品，必须出于自然，而不应矫揉造作，有人把晦涩当作精深，虽然深奥了却算不上是隐，有人雕琢字句求其工巧，虽然精美了但算不上是秀。写物务求形神兼备，精貌无造，抒情务求情深志远，真挚动人。主章力求情志深刻而不诡奇，风格清新而不混杂，用事确实而不荒诞，意义纯正而不雅曲，结构精练而不芜杂，文辞华美而不过分。 
　　刘勰总结道：“深文隐蔚，余味曲包。辞生互体，有似变爻。言之秀矣，万虑一交。动心惊耳，逸响笙匏”。即深刻的文章文采丰盛，不尽的意味曲折地包藏其中。由文辞变化而产生的意蕴，就像卦爻变动而生“四象”。挺拔的秀名，是在长期思虑中偶然交融而成的。它使人听了心神摇荡，其美妙超过了笙匏之声。所以刘勰把“情深而不诡”、“事信而不诞”作为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求，把“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作为写作文章的法则与准绳。 
　　对于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刘勰认为：“道”是万物的根源，“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是普遍的规律，文学创作当然也不例外。“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进而达到文章的“衔华而佩实”。说明有内容必有形式，内容与形式不可分离。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作家的创作过和，实际上也就是处理内容与形式的予盾，使两者终于取得和谐统一的过程。 
　　《情采》是刘勰论述内容与形式关系的篇章，他明确指出：“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一句巧妙的比喻，清楚地解释了内容与形式的主次关系。“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刘勰承认文采有助于内容的展现，却只能起辅助作用。假如文章内容糟糕，纵有华美文采也无法使其成为佳作。一篇文章的优与劣，根本在于它的内容丰富与否。 
　　对于创作构思，刘勰在《神思》中有精辟的创见：“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叶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夫神思方运，万涂竟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刘勰仅用两句话，出色地描绘了作家的艺术构思，艺术想象的特点、过程和情景。把感情推动想象，想象充实感情，在想象的作用下心物逐渐交融的过程总结为：“物与神游”的艺术规律。进而认识到文思的通塞与作者的志气和辞令息息相关。所以刘勰强调锻炼文思，把“陶钧文思，贵在虚静”提到“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的高度。指出能够写出成功作品，无不是靠学识渊博、技巧熟练。如果学识浅陋而空去磨蹭，或才能短疏而徒然求快，是决写不出成功的作品的。写作构思时，思路阻塞的人苦于内容贫乏，陷溺于辞藻的人又忧愁条理杂乱。那么，广博的学识就成为救济内容贫乏的粮食，中心贯串就成为拯救条理杂乱的良药。 
　　对于创作中物、情、辞的关系，刘勰在《物色》中这样写道：“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可风一年四季景物变迁，给人以不同的感情和思绪，情来之于物，为物所决定，辞因情而发，为情所制约，这就是文学创作中物与情，情与辞最基本的关系。情依存于物，辞依存于情，情是物的主观反映，辞是情的表现工具，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内在的统一性。刘勰用“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来概括这三者的关系，揭示了千古不磨的创作原理和基本规律。他还在《诠赋》中进一步阐明：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辩证地说明物与情、情与物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关系。作家在写作中只有取得物、情、辞的有机统一，解决好物与情、情与辞这两组矛盾，笔下才会有优秀作品诞生。 
　　对于作家创作的个性和风格，刘勰在《体性》中，从创作是“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的原理出发，指出作家先天的“才”、“气”和后天的“学”、“习”是形成作家风格的主观因素，作品风格的不同“其异如面”。并总结说：“才性异区，文体繁诡。辞为肤叶，志实骨髓。雅丽黼黻，淫巧朱紫。习亦凝真，功沿渐靡”。即说作家的性情才气各有区别，文章风格变化繁多。文辞是文章风格的外在表现，作家的性情，才是风格的根本因素。典雅华美的风格，犹如古代礼服，端庄优雅，淫丽新巧的风格犹如朱紫相杂，色彩混乱。通过学习能够形成好的风格，不过见功效要经长期濡染。 
　　如同在许许多多的兵法书籍里，《孙子》始终首屈一指，历久不衰一样，《文心雕龙》在文学史上也已历经1500多年而光芒四射。现在来认真研读它，仍对我们的文学创作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